《延禧攻略》别走,你遗漏了唐卡bug
作者  谭媛媛|发布:2018-09-05 13:24:42    更新:2018-09-05 13: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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怼天怼地的反套路女主人设,乾隆和富察皇后甜死人的帝后cp,于妈年度大剧《延禧攻略》号称国产古装剧的逆袭,收视和口碑齐飞,并不只是说说:昆曲国粹的运用外,大至服装道具,小到饰品,都融入了刺绣、缂丝、绒花等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大家可能没注意,剧中还有刺绣唐卡这一“非主流”非遗。

还记得第47集中,纯妃落井下石,让魏璎珞绣观音像,献于太后,果然惹得太后赞不绝口。小编忍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做次恶人,来说一说这大bug——剧中称之为“观世音大士”,大大地错了,准确地来说,它应是“度母”。

怎么回事呢?且听小编细细道来。

乾隆可不是大猪蹄子,人家信佛呢

这要从宗教信仰开始说起。清代是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寺庙建筑还是造像活动,其规模均超过历代。清朝各帝都推崇佛教,有些皇帝还精研佛学,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

这里我们要提到《延禧攻略》中被戏称为“大猪蹄子”的乾隆皇帝,即清高宗,名弘历,雍正皇帝第五子,生母为孝圣宪皇后钮枯禄氏。这个“大猪蹄子”实际上笃信藏传佛教,曾奉三世章嘉活佛为师,修习藏密。

章嘉是清代有名的佛学大师,精通汉满蒙藏梵诸种文字又精于绘画佛像,他曾在清宫指导了佛堂的修建,佛像的绘制与雕塑。乾隆皇帝与他相伴,深得藏传佛教真章。

乾隆在祭祀中规定首祭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并用大典的形式颁行天下。一年当中乾隆要数十次到坤宁宫祭祀,除中正殿、养心殿诵经外,储秀宫、慈宁宫等处在万寿圣节、忌辰日、释迦佛圣诞时也要讽经。

乾隆所住的养心殿设有东西佛堂,清宫记载,拈香敬佛念佛珠已溶入乾隆帝日常生活习惯中,成为他每天必修的“功课”。此外,乾隆还经常要到宫外寺院去拈香。据记载,孝贤纯皇后死后,乾隆帝极度悲哀,为悼念孝贤纯皇,在夜深人静时,虔诚地熬茶念佛珠。

正是因为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情有独钟和对佛画的极大兴趣,直接导致了乾隆一朝宫廷唐卡的兴盛。宫中甚至有专门管理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办理造佛像、供器、法器等,专设画佛喇嘛画佛像。

因此乾隆一朝的宫廷绘画,除了帝后大臣等人物肖像画,表现帝后生活的宫廷行乐图,记录重大事件的历史纪实画,还包括大量的宗教画和宫廷喇嘛画师绘制的唐卡。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宫中一次交出新画唐卡123幅。乾隆三十七年,普陀宗乘寺供唐卡180轴。圆明园供唐卡数量多达228轴。

如此,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唐卡。

乾隆宫廷唐卡

唐卡,名字来源于藏文音译(Thang-ga),它是刺绣或绘制在布、绸上,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也称做“布画”。唐卡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彼时,其宗教功能大于艺术功能——唐卡画成装裱后,一般还要请喇嘛念经加持,并在背面盖上喇嘛的金汁或朱砂手印,作为移动的宗教圣物,唐卡可供游牧民族随时供奉膜拜,独具特色。

随着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这一蒙藏文化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北京得到发展,成熟于宋元,盛行于明清,而乾隆朝是兴盛时期。

在藏传佛教众多菩萨中,文殊菩萨与观世音菩萨最受崇信。藏传佛教认为:乾隆皇帝是是文殊菩萨作转轮王的身份在世间的统治者,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被蒙藏地区尊为“文殊大皇帝”。乾隆将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文殊菩萨自况,把自己当成文殊菩萨的化身绘于唐卡上。

唐卡中的乾隆,常被表现为西藏喇嘛的形象,身着僧衣,头戴班智达帽,身后有象征宗教权力的蓝色背光,端坐于嵌有宝石的座位上,右手持说法印,左手持法轮,周围环绕藏传佛教护法诸神。(不能否认乾隆信佛,有笼络蒙藏上层方面的政治考虑。)

史料证明,乾隆帝是个大孝子(常常为博得母亲的欢心一掷千金,在册立皇后的问题上,亦要遵循母亲的意思),每逢万寿节都要制作一批祈求自己或皇太后长寿的唐卡作万寿节的供品。

《延禧攻略》中,纯贵妃献给太后的佛绣像,其实已经属于比较贵重的一种唐卡了。从礼佛、孝母、敬皇后等历史大背景看,此剧还是在遵循史实方面确有可取之处。

观音vs度母

然而,顾上面子却没顾上里子。接下来说的,就要打脸了。

在藏传佛教的佛经中,度母是从观世音菩萨化现而来,具有拔济众生出种种苦难的功能,又被尊称为三世佛之母。其中最受青睐的是21度母中的绿度母和白度母:白度母身为白色,双手双脚各有一眼,面上有三眼,又称为“七眼佛”,头戴鲜花五佛冠、身穿天衣、佩带璎珞、袒胸露腹,盘坐于莲台上,左手持莲花,右手掌心向外,表示接受人们的求助;绿度母身为绿色,左手持莲花,左腿单盘,右腿向下舒展,脚踏在一朵莲花上。

度母是观音的化身,但不代表度母像可以叫观音。

依照史实,孝圣钮祜禄氏笃信佛教,剧中展开来的唐卡,分明画的是一盘坐于莲花池上的白度母,却被笃信佛教的太后叫做“观世音大士”?!这便露怯了。

有物为证,钮祜禄氏和宫女曾以数千块大小不等、色泽各异的绸缎缝制了一幅绿度母堆绣唐卡,是一幅赞颂度母慈悲净德的尊像画,为祈福而制。此画原位于雍和宫永佑殿西墙,长175厘米,宽115厘米,其曼妙慈悲的形象使在京的蒙藏民族信众倍感亲切,称此唐卡是“最适合用来观修的度母法相”。

仪轨和度量

根据剧情,纯贵妃此画师参照了京城所有佛寺造像绘制而成,此处亦有待考证。

首先,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画唐卡的。绘制唐卡自古便是信徒们研习佛法的一部分,寺院喇嘛(一般为男性),也是唐卡绘制者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为佛菩萨画像在藏族的概念中是严肃的,主要用意在彰显佛法并协助一个修行者到达智慧彼岸,因此有一定的规范要遵守,不能以汉族山水或肖像图像概念来解释,更不能以西方绘画艺术原则来分析,它自成一套严谨的系统存在,其中夹杂着许多宗教仪式:

比如画师在绘画之前须对要画的密宗本尊或护法神进行入密仪式,观修等;画师本身在做画期间也须沐浴洁身、素食禁色、专心绘画。因此清代宫廷的藏传佛教唐卡,也主要是由紫禁城中正殿画佛像喇嘛完成的。当然,乾隆朝不乏清朝宫廷画师与喇嘛一起合作的唐卡绘画。

不过,尽管乾隆晚期中正殿的一些唐卡作品水平很低,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粗劣,但却从来也没有见到乾隆处罚甚至指责中正殿喇嘛的绘画的记载,而对于中正殿念经处的清宫画师,怕是从没这么宽容过,这一点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因此皇帝的嫔妃是否有资格去画唐卡,便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此为其一。

其二,除了对画师有要求之外,唐卡绘制的每一程序都应遵循藏传佛教仪轨。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有“三经一疏”,它们是《造像量度经》、《佛说造像量度经疏》、《绘画量度》、《造像量度》。这些经典对于传统的佛像制作,对于佛、菩萨、度母、护法的尺度、形象、标识、手印、坐姿、姿态服饰都有严格的要求,乃至于曼陀罗中心主尊及其坛院中眷属及所帅部众的位置与人数,并各个方圆图形界级的排列方式,形成了固定、基本的规范格式。

进一步的,制作唐卡中所谓的“量度”是把神像色身相关部位的大小比例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画师不得有任何僭越。例如佛陀双眼之间的距离,额、眼、鼻、唇等五官在脸上所占的比例,佛像的肩宽、手臂长短、腿足弧度,以及曼陀罗中每道界线的间距、长宽比例等诸般细节。严格依据画佛像的尺度起稿,藏语中称为“提康”。

剧中“绣娘的血落在绣棚上,怕被看出来,才会化为额心一点红”——实际上,白度母的额间应为其第三只眼睛,绣娘能否在上述严格的佛教仪轨上进行此种演绎?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根据记载,刺绣唐卡是各类唐卡中最为贵重的品种,一般耗时数年才能绣得一幅作品,即使在唐卡盛行的乾隆年间,也非常少见。刺绣艺人需得在精通佛教教义的高僧、精通绘画塑造佛像的大师指导下,在唐卡样本上,以针代笔,以彩色线代替矿物颜料,采用刺绣的方法对唐卡进行二次创作。

“宗教艺术品是信徒崇拜的象征物,信徒通过崇拜这些象征物来获取善业功德。因此,只有将这些作为崇拜物对象的宗教雕塑和绘画按照规定的尺寸、比例准确地制作出来才合乎要求,也是宗教艺术品制作中最需要的注意事项。”

正如所说,如果不遵守这些尺寸要求,就不能称为佛像,不能接受活佛的开光,也不能成为圣物。

所以绣娘擅自更改佛像的做法,显然并不符合常规。

平添佳话

也正因为唐卡遵循着严格的仪轨与度量,于是多数人便误以为,千百年来藏族唐卡并未出现大变化。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除了遵循绘制仪轨,从画师的角度来说,一幅唐卡的好坏,还要看画师的绘画功力,一般与经验积累有关系,比如颜色的调制是否均匀、细节绘制是否仔细完整、各部分比例是否合理、有无溢色,落色、作品的整体性是否完整严谨等。

除此之外,还有画师的一点“个人感悟”。

实际上,在清代,特别是乾隆朝,各民族文化大交融,当时身处宫中的著名西洋画师、汉族画师也参与了唐卡绘画。而清朝宫廷画师在遵循绘制仪轨的同时,没有简单描摹以前的粉本,而是在绘制伎乐、供养僧众、天女等人物上,发挥了想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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